如果排除了躯体疾病之后，往往就是心理因素。
在这些奇怪的患者看来，他们是有病，并认定自己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感受过焦虑，对正常人来说，这没什么。但有一部分惊恐发作的患者却是不一样的，对于没亲身体验过的人，是不知道惊恐发作的可怕滋味的。
那什么是惊恐发作呢？
在症状上看：
典型的惊恐发作不仅是强烈的焦虑，还是恐怖的大爆发，整个脑子满是最可怕的事情。害怕的对象多种多样，通常是怕自己会死掉、疯掉和失去控制。惊恐发作经常伴随着强烈的躯体感觉，因此患者常以为自己身体出现了危险的急症。心烦急躁，入睡困难，恶梦连连，容易惊醒，是惊恐发作之后容易遗留的症状。惊恐发作是阵发的强烈恐惧，通常在10分钟内达到顶峰，但实际上患者并未遇到真实的危险。惊恐通常是害怕某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诱因看：
惊恐发作是由于压力过大等心理问题所致，是个体难以承受社会应激，心理出现轻度失代偿的表现，“但是这些人出于羞耻感，故忌讳到心理科看病。”
对于惊恐发作的因素和判断，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家詹森·E·席夫曼博士给出答案，对于惊恐发作并不罕见，但人们所知甚少，导致我们结果却白白受罪，因为惊恐发作的本质是心理反应，没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是可以治好的。
而且惊恐发作并不危险。让大家觉得危险，是由于内心的恐惧激活了我们大脑的应急系统，让我们以为有紧急危险，启动了逃跑的反射机制——这些都是进化的产物，让人类远离威胁生命的环境。
惊恐障碍诊断标准
A.反复出现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一次惊恐发作是突然发生的强烈的害怕或强烈的不适感，并在几分钟内达到高峰，发作期间出现下列4项及以上症状
注：这种突然发生的惊恐可以出现在平静状态或焦虑状态。
1.心悸、心慌或心率加速。
2.出汗
3.震颤或发抖
4.气短或窒息感
5.哽咽感
6.胸痛或胸部不适
7.恶心或腹部不适
8.感到头昏、脚步不稳、头重脚轻或昏厥
9.发冷或发热感
10.感觉异常（麻木或针刺感）。
11.现实解体（感觉不真实）或人格解体（感觉脱离了自己）。
12.害怕失去控制或“发疯”。
13.濒死感。
注：可能观察到与特定文化有关的症状（例如，耳鸣、颈部酸痛、头疼、无法控制的尖叫或哭喊），此类症状不可作为诊断所需的4个症状之一。
B.至少在1次发作之后，出现下列症状中的1—2种，且持续1个月（或更长）时间：
1.持续地担忧或担心再次的惊恐发作或其结果（例如，失去控制、心脏病发作“发疯”）。
2.在与惊恐发作相关的行为方面出现显著的不良变化（例如，设计某些行为以回避惊恐发作，如回避锻炼或回避不熟悉的情况）。
C.这种障碍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例如，滥用的毒品、药物）的生理效应，或其他躯体疾病（例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心肺疾病）。
D.这种障碍不能用其他精神障碍来更好地解释（例如，像未特定的焦虑障碍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害怕的社交情况的反应；像特定恐怖症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有限的恐惧对象或情况的反应；像强迫症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强迫思维的反应；像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创伤事件的提示物的反应；或像分离焦虑障碍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与依恋对象分离的反应）。
诊断特征
惊恐障碍是指反复发作的意外的惊恐发作（诊断标准A），惊恐发作是突然汹涌而来强烈的害怕或不适，在几分钟内达到顶峰，而且在此期间，13项躯体和认知症状列表中有4项或更多症状出现。术语“反复发作”实际上意味着超过一次意外的惊恐发作。术语“不可预期的”是指惊恐发作时并无明显的线索或激发事件——也就是说，发作得令人意想不到，例如，当个体非常放松时或刚睡醒时（夜间惊恐发作）。作为对比，预期的惊恐发作是指发作时有明显的线索或激发点，例如，通常导致惊恐发作的情境出现。惊恐发作是不可预期的还是预期的，需要由临床工作者来判断，要仔细询问惊恐发作之前或导致发作的系列事件，以及个体对惊恐发作是否有明显原因的自我判断。文化性解释可能影响判断惊恐发作是预期的或不可预期的（参见此障碍的“文化相关的诊断问题”部分）。在美国和欧洲，大约半数有惊恐障碍的个体既有预期的惊恐发作，又有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因此，预期的惊恐发作的存在不能排除惊恐障碍的诊断。要了解有关预期的惊恐发作与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相互对比的详细内容，参见惊恐发作的后续文本。
惊恐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各有不同。关于频率，存在中度频率的发作（例如，每周一次），每次持续数月；或是更频繁的短暂发作（例如，每天），但间隔数周或数月无任何发作；或低频率的发作（例如，每月两次），持续数年。在惊恐发作的症状、人口统计特征，与其他障碍共病的情况，家族史和生物学数据方面，惊恐发作频率低的人群与发作频率高的人群并无差别。关于严重程度，有惊恐障碍的个体可能既有完全症状的（症状不少于4种），也有有限症状的症状（症状少于4种）发作，一次惊恐发作的症状数量和类型通常不同于下一次惊恐发作，然而，需有超过一次的不可预期的完全症状的惊恐发作，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
对于惊恐发作或其后果的担忧，通常涉及躯体方面的担忧，例如，担忧惊恐发作意味着存在威胁生命的疾病（例如，心脏病、癫痫）；社交方面的担忧，例如，由于他人看到自己的惊恐症状而导致负面评价的尴尬或惊恐；精神功能方面的担忧，例如，“疯狂”或失控（诊断标准B），行为上适应不良的改变代表了减轻或避免惊恐发作或发作后果的尝试。包括避免重体力活动、重组日常生活，以确保当惊恐发作时能够获得帮助；限制日常活动，以及避免广场恐怖类型的情境，例如，离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购物，如果存在广场恐怖症，可给予额外的广场恐怖症的诊断。
支持诊断的有关特征
一种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的类型是夜间惊恐发作（即在惊恐状态中醒来，不同支持诊断的有关特征于完全醒来之后的惊恐）。在美国，这种类型的惊恐发作预计在大约1/4到1/3的有惊恐障碍的个体中至少发作一次，他们中绝大多数也有白天的惊恐发作，除了担忧惊恐发作及其后果之外，许多有惊恐障碍的个体报告有持续的或间歇性的焦虑感，这种感觉更广泛地与躯体和精神健康的担优有关。例如，有惊恐障碍的个体经常预期轻度的躯体症状或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例如，认为他们可能会得心脏病，或头疼意味着存在脑肿瘤）。此类个体通常相对地更无法忍受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此外，对于完成日常任务或承受日常应激源的能力的广泛性担忧，导致过度使用药物（例如，酒精、处方药或毒品）来控制惊恐发作，或为了控制惊恐发作的极端行为（例如，由于担心躯体症状可能诱发惊恐发作而严格限制食物摄入或回避特定的食物或药物）。
患病率
在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总人群中，惊恐障碍成年人和青少年12个月的患病率估计为2%—3%，在美国，相比于非拉丁裔白人，拉丁美洲人，非商美国人、加勒比黑人和亚裔美国人惊恐障碍被报告的比例明显较低；作为对比，美洲印第安人的比例明显较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患病率报告更低，从0.1%—0.8%，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受到影响，比例约为2:1.性别差异始于青少年期，在14岁以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虽然在儿童中也有惊恐发作，但14岁以前惊恐障碍的总患病率还是低的（<0.4%），惊恐障碍的患病率显示出在青少年期间缓慢上升，特别对于女性，可能紧随着青春期开始，在成人期达到顶峰。患病率在老年个体中有所降低（即64岁以上老年人的患病率为0.7%），可能反映了其严重程度降低到了亚临床水平。
发展与病程
美国惊恐障碍的中位起病年龄为20—24岁。少数个案开始于儿童期，而45岁后起病较少见，但也有可能发生。如果该障碍未经治疗，通常病程是慢性的，但会加重和减轻。一些个体可能有阵发性的发作，在发作之间伴多年的症状缓解，而其他人可能有持续的严重症状，只有少数个体在数年内完全缓解且无后续复发。惊恐障碍的病程常常由于一系列其他障碍而变得错综复杂，特别是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参见该障碍的“共病”部分）。
虽然惊恐障碍在儿童期很少见，但是首次出现“令人害怕的发作”往往可以追溯到儿童期。与成年人一样，青少年的惊恐障碍也倾向于慢性的病程，且通常与其他焦虑、抑郁和双相障碍共病，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青少年与成年人的临床表现有差异，然而，青少年比起年轻的成年人，可能更少为额外的惊恐发作而担忧。在老年人中，惊恐障碍的患病率更低，似乎可归因于与年龄有关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的“减弱”，许多有“惊恐感受”的老年人被观察到有一种有限症状的惊恐发作和广泛性焦虑的“混合”。老年人也倾向于将他们的惊恐发作归因于特定的应激性情境例如，医疗程序或社交环境，老年人可能会回顾性地支持惊恐发作的解释（哪怕他们曾经否认惊恐障碍的诊断），即使当时的发作实际上可能是不可预期的（因此符合惊恐障碍的诊断），这种现象可能导致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在老年人中报告不足，因此，需要对老年患者仔细问诊，以评估在压力情境之前是否预期到了惊恐发作，以防忽略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诊断。
儿童中惊恐障碍的低患病率可能与症状报告的难度有关。似乎假设儿童没有能力报告与分离有关、与恐怖物体或恐怖情境有关的强烈的害怕或惊恐，青少年可能比成年人更不愿意公开讨论惊恐发作。因此，临床工作者应该意识到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也会出现在青少年期，就像会出现在成人期一样，而且当青少年报告阵发性的强烈的害怕或痛苦时，需特别注意这种可能性。
风险与预后因素
气质的：负性情感（神经质）（即倾向于体验消极情绪）和对焦虑敏感（即倾向于认为焦虑症状是有害的）是惊恐发作起病的风险因素。分别而言，他们也是担心惊恐发作的风险因素，尽管他们对于惊恐障碍的诊断的作用尚不清楚。“令人害怕的发作”的病史（那些不符合惊恐发作诊断标准的有限症状的发作）可能是后来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风险因素。虽然儿童期的分离焦虑，特别是严重的情况，可以在晚期的惊恐障碍之前发生，但它仍然不被考虑为一个稳定的风险因素。
环境的：儿童期性和躯体虐待的经历的报告在惊恐障碍中比在其他焦虑障碍中更为普遍。吸烟是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风险因素。大多数个体报告在他们首次惊恐发作之前的数月内存在可确认的应激源（例如，人际上的应激源和与躯体健康有关的压力的应激源，如毒品或处方药物的负性体验，疾病或家庭成员的死亡）。
遗传与生理的：目前认为多个基因与惊恐障碍的易感性有关。然而，确定的基因、基因产物或与遗传区域有关的功能尚不清楚。目前有关惊恐障碍的神经系统的模型强调了杏仁核及其相关结构的作用，就像在其他焦虑障碍中那样。有焦虑、抑郁和双相障碍的父母，其后代罹患惊恐障碍的风险升高。呼吸障碍（例如，哮喘）的既往史、共病和家族史，与惊恐障碍有关。
文化相关的诊断问题
对焦虑的精神和躯体症状感到恐惧的比例在不同文化中有显著差别，可能影响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患病率，文化期待也会影响惊恐发作的分类：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例如，一个越南人，在走入有风的环境之后（ trung gio，“被风打击”）惊恐发作，可能将惊恐发作归因为“暴露于风”，这是文化综合征的后果，联结起了这两种体验，导致该惊恐发作是预期的。各种与惊恐障碍有关的其他文化综合征，包括拉丁商美国人中的 ataque de nervios（神经发作），来埔寨人中的 khyal发作和“丧失灵魂”（ soul loss9.神经发作可能包含颤抖、不可控制的尖叫或哭喊、攻击性或自杀行为、人格解体或现实解体，这些可能比数分钟的典型的惊恐发作经历更长的时间。神经发作的一些临床表现符合了除惊恐发作之外的疾病的诊断标准（例如，其他特定的分离障碍），这些综合征影响了惊恐发作的症状和频率，包括个体对不可预期性的归因，因为文化综合征可能产生对特定情境的害怕，从人际的争执（与神经发作有关）到发作的类型（与khya发作有关），到大气层的风（与 trung gio发作有关），对文化归因细节的澄清可能可以帮助鉴别不可预期的和预期的惊对惊恐发作。
对惊恐发作及其后果的特定担忧可能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在不同年龄群恐发作体和不同性别间也有不同）。对于惊恐障碍，美国非拉丁裔白人社区样本比非裔美人的功能性受损明显更少，在有惊恐障碍的非拉丁裔加勒比黑人中，客观定义的严重性的比例较高；在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勒比人这两种人群中，惊恐障碍的比例都更低，表明在非洲人后商的个体中，只有当存在显著的严重性损害时，才符合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
性别相关的诊断问题
惊恐障碍的临床特征在不同性别间未有差异。在惊恐障碍和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COMT）之间存在关联，已有证据说明COMT存在性别差异，其基因只在女性身上被发现。
诊断标记物
具有完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例如，乳酸钠、咖啡因、异丙肾上腺素、育享宾（中枢兴奋药）、二氧化碳和脑肠肽胆囊收缩素，在更大程度上比健康对照组更易引起惊恐障碍个体的惊恐发作（在一些案例中，比其他焦虑、抑郁或双相障碍而无惊恐发作的个体更易引起惊恐发作）。同时，一些有惊恐障碍的个体，其惊恐发作与骨髓二氧化碳感应器的过度敏感有关，会导致低碳酸血症及其他呼吸不规则。然而，这些实验室发现，没有任何一项可以被考虑为惊恐障导的诊断标准。
自杀风险
即使考虑到并发症、儿童期虐待史和其他自杀风险因素，既往12个月的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诊断也是与既往12个月内较高的自杀企图和自杀观念有关。
惊恐障碍的功能性后果
惊恐障碍与高水平的社交、职业和躯体残疾有关；相当大的经济支出；在焦虑障碍中其就医次数最多，在伴有广场恐怖症时后果最为严重。有惊恐障碍的个体上班或上学可能经常由于就医和急救而缺勤，这可能导致被解雇或辍学。在老年人中，照料他人的义务和自愿活动可能出现受损。完全症状的惊恐发作比起有限症状的惊恐发作，通常与更严重的疾病状态有关（例如，更高的医疗使用率，更严重的残疾，更差的生活质量）。
鉴别诊断
其他特定的焦虑障碍或未特定的焦虑障碍：如果从未体验过完全症状（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就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如果只有有限症状、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应诊断为其他特定的焦虑障碍或未特定的焦虑障碍。
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焦虑障碍：如果判断惊恐发作是其他躯体疾病直接的生理后果，就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可能导致惊恐发作的躯体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嗜铬细胞瘤、前庭功能障碍、痫和心肺疾病【例如，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动过速、哮端、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恰当的实验室检查（例如，检查血清钙浓度以确定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用 Holter动态心电监测仪监测心律失常）或体检（例如，检查心脏疾病）可能有助于确定其他躯体疾病的病因学作用。
物质/药物所致的焦虑障碍：
如果判断惊恐发作是一种物质直接的生理后果就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例如，可卡因、苯丙胺、咖啡因）或大麻的中毒，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例如，酒精、巴比妥类药物）的戒断，可以诱发惊恐发作。然而，如果惊恐发作在物质使用范围之外持续发生（例如，在中毒或戒断已经结束很久之后），可考虑诊断为惊恐障碍。此外，由于在某些个体中，惊恐障碍可能先于物质使用出现，且与物质使用的加剧有关，特别是为了自我药物治疗的目的，应详尽考虑个体的病史，以确定个体在过度的物质使用之前是否有惊恐发作。如果是上述这种情况，就应考虑除了物质使用障碍的诊断之外，再加上惊恐障碍的诊断。某些特征，例如，在45岁之后起病或惊恐发作期间存在非典型症状（例如，眩晕、意识丧失，膀胱或肠道失控，口齿不清、失忆）提示其他躯体疾病或某种物质使用可能是引起惊恐发作症状的原因。
其他精神障碍，伴有惊恐发作的特征（例如，其他焦虑障碍和精神病性障碍）：
惊恐发作作为其他焦虑障碍的一种症状，是可以预期的（例如，在社交焦虑障碍中被社交情境所激发，在特定恐怖症或广场恐怖症中被恐怖的物体或情境所激发，在广泛性焦虑障碍中被担忧所激发，在分离焦虑障碍中被离家或离开依恋对象所激发），因此他们不符合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注：有时一次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与其他焦虑障碍的起病有关，然后惊恐发作变得可以预期，而惊恐障碍的特征是反复出现的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如果只在对特定的激发物进行反应时才出现惊恐发作，那么只能诊断为相应的焦虑障碍。然而，如果个体也体验了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并由于这些发作而表现出持续的关注和担忧，或表现出行为的改变，那么应考虑一个额外的惊恐障碍的诊断。
共病
惊恐障碍较少发生在缺少其他精神病理学因素的临床环境中惊恐障碍的患病率在有其他障碍的个体中有所升高，特别是其他焦虑障碍（尤其是广场恐怖症）重性抑郁障碍、双相障碍，可能还有轻度的酒精使用障碍。惊恐障碍经常比共患疾病的起病年龄更早，因而起病有时出现在共患疾病之后，可视为共患疾病严重程度的标志。
已报告的重性抑郁障碍与惊恐障碍共病的终生患病率的变化范围较大，有惊的标志恐障碍的个体中共病的比例从10%-65%，有这两种障碍的1/3的个体中，抑郁发生于惊恐障碍起病之前，余下的2/3，抑郁与惊恐障碍起病的时间一致，或在惊障碍起病之后，有惊恐障碍的个体中的一部分，发展出某种物质相关障碍，表示他们企图用酒精或药物来治疗焦虑。与其他焦虑障碍和疾病焦虑障碍共病也很常见。
惊恐障碍显著地与数种一般性躯体症状和疾病并存，包括而不局限于头晕、心律失常、甲状腺功能亢进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肠易激综合征，然而，惊器障碍和这些疾病之间的关系本质（如原因和结果）尚不清楚。虽然二尖瓣脱垂和甲状腺疾病在有惊恐障碍的人群中比在普通人群中更为常见，但患病率不尽相同。
特征
惊恐发作的特征是强烈的恐惧或不适感在几分钟内突然达到顶峰，期间出现13种躯体和认知症状之中的4种或更多。这13种症状中的11种是躯体方面的（如心悸、流汗），而2种是认知方面的（即害怕失控或发疯，害怕死去），“害怕发疯”是惊恐发作个体的惯用语，不能作为轻蔑用语或诊断术语。“在几分钟内”的概念意味着到达紧张顶峰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惊恐发作既可以从平静状态，也可以从焦虑状态出现，而到达紧张顶峰的时间应与之前的焦虑时间分开，单独评估。也就是说，将惊恐发作开始的时间点定于不适感的突然提升而不是焦虑感的开始。同样，惊恐发作既可以恢复到一种焦虑状态，也可以恢复到一种平静状态，还可能再次达到顶峰。惊恐发作可以与持续的焦虑相区别，惊恐发作达到紧张顶峰的时间仅为数分钟，而且它是确定的，通常也更为严重。符合其他所有诊断标准、但少于4种躯体和/或认知症状的发作，被定义为有限症状的发作惊恐发作。
惊恐发作有两种特征性的类型；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预期中的惊恐发作有明显的诱因或激发事件，例如，惊恐发作通常出现的情境。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无明显的诱因或激发事件【例如，当时很放松或刚睡醒（夜间惊恐发作）】。惊恐发作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应由临床工作者进行判断，需仔细询问惊恐发作之前发生的事件的次序，而且了解个体自己认为发作是否有明显的原因。文化解释可能影响他们是预期的或不可预期的判断，文化特异性症状（例如，耳鸣、脖子酸痛、头痛、无法控制的尖叫或哭喊）可能出现；然而，此类症状不应被视为4种必需的症状之一，惊恐发作可出现在任何精神障碍的背景下（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双相障碍、进食障碍、强迫及相关障碍、人格障碍、精神病性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和某些躯体疾病中（如心血管、呼吸、前庭、肠胃道疾病），绝大部分人从未达到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诊断惊恐障碍需要反复出现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
有关特征
一种类型的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是夜间惊恐发作（即在惊恐的状态中从睡眠中醒来），不同于完全清醒后的惊恐发作。即使将共病和其他自杀风险因素考虑在内，惊恐发作也与更高概率的自杀企图和自杀观念有关。
患病率
在普通人群中，美国12个月惊恐发作的成年人患病率估计为11.2%。12个月患病率估计在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拉丁商之间并无明显差异。欧洲国家有着更低的12个月患病率，约在2.7%3.3%之间。女性比男性的患病率更高，尽管这种性别差异在惊恐障碍中更为显著。惊恐发作可以在儿童中发生，但在青春期前相对罕见，青春期患病率升高，老年人的患病率下降，可能反映了其严重性降低到亚临床水平。
发展与病程
在美国，成年人惊恐发作的起病平均年龄约为22-23岁。然而，惊恐发作的病程似乎也受到任何同时出现的精神障碍的病程和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在青春期前的儿童中，惊恐发作不常见，且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很罕见。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可能更不愿意公开讨论惊恐发作，尽管他们表现出阵发性的强烈的害怕或不适感。老年人惊恐发作的患病率更低，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年轻人，他们对于情绪状态的自主神经反应较弱，老年人或许不倾向于使用“害怕”这个词，而更愿意用“不适”这个词来描述惊恐发作，有“惊恐感受”的老年人可能“混合”了有限症状的发作和广泛性焦虑。此外，老年人倾向于将惊恐发作归因于应激性的特定情境（例如，医疗程序、社交环境），且可能回顾性地支持惊恐发作的解释，即使当时是不可预期的。这可能导致老年人对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确认不足。
风险与预后因素
气质的：负性情感（神经质）（即倾向于体验消极情绪）和焦虑敏感（即倾向于人为焦虑症状是有害的）是惊恐发作起病的风险因素。“令人害怕的发作”的病史（那些不符合惊恐发作诊断标准的有限症状的发作）可能是后来惊恐发作的风险因素。
环境的：吸烟是惊恐发作的风险因素。大多数个体报告在他们首次惊恐发作之前的数月内存在可确认的应激源（例如，人际上的应激源和与躯体健康有关的应激源，如毒品或处方药物的负性体验，疾病或家庭成员的死亡）。
文化相关的诊断问题
文化解释可能影响对惊恐发作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判断。文化特异性症状（例如，耳鸣、脖子酸痛、头痛和不可控制的尖叫或哭喊）可能被观察到；然而，此类症状不应作为所需要的四种症状之一。13种症状中，每种症状的发生频率都随着不同的文化而有所变化（例如，非裔美国人中感觉异常的概率更高，而若干亚裔群体中的眩晕概率更高）文化综合征也影响惊恐发作的跨文化表现，导致不同文化群体出现不同的症状表现，包括khya发作（中风），一种柬埔寨文化综合征，含晕眩、耳鸣和脖子酸痛；以及 trung gio（与风相关的）发作，一种与头痛有关的越南文化综合征， Ataque de nervios神经发作）的临床表现是拉丁商美国人中的文化综合征，可能包含颤抖、不可控制的尖叫或哭喊、攻击性或自杀行为、人格解体或现实解体，且这些症状或许持续时间更长，不仅仅是几分钟。 Ataque de nervi（神经发作）的一些临床表现符合其他疾病而非惊恐发作的诊断标准（例如，其他特定的分离障码）。文化期待可能影响惊恐发作的分类：到底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因为文化综合征可能导致特定情境的恐惧，从人际的争执【与 Ataque de nervIos（神经发作）有关】到发作的类型（与 khyal发作有关），再到大气中的风（与trung gio发作有关）。文化归因细节的分类可能有助于鉴别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
性别相关的诊断问题
惊恐发作在女性中比男性中更常见，但惊恐发作的临床特征或症状却无性别差异。
诊断标记物
有惊恐障碍的个体自然发生惊恐发作的生理记录显示，突然潮涌式的唤起，通常是心率加快，在几分钟内达到峰值，又在几分钟内消失，而这些个体中有一部分惊恐发作之前存在循环呼吸体统不稳定的情况。
惊恐发作的功能性后果
在同时发生精神障碍的背景下，包括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物质使用障碍、精神病性障碍和人格障碍，惊恐发作与症状的严重性、高的共病和自杀概率，以及不良的治疗反应有关。完全症状的惊恐发作比起有限症状的惊恐发作，通常与更严重的疾病状态有关（例如，更高的医疗使用率，更严重的残疾，更差的生活质量）。
鉴别诊断
其他阵发性发作（例如，愤怒发作）：如果发作期间未包含突然的潮涌式的强烈的害怕或不适等基本特征，而是体现出其他的情绪状态（例如，愤怒、忧伤），就不能诊断为惊恐发作。
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焦虑障碍：可以导致或误诊为惊恐发作的躯体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旁腺功能亢进、嗜铬细胞瘤、前庭功能障碍、癲痫、心肺疾病（例如，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动过速、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恰当的实验室检查（例如，检查血清钙浓度以确定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用 Holter动态心电监测仪监测心律失常）或体检（例如，检查心脏疾病）可能有助于确定其他躯体疾病的病因学作用。
物质/药物所致的焦虑障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例如，可卡因、苯丙胺、咖啡因）或大麻的中毒，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例如，酒精、巴比妥类）的戒断可以促发惊恐发作。详细的病史可以帮助确定个体是否在过度的物质使用之前已有惊恐发作。某些特征，例如，45岁之后起病，或在惊恐发作期间存在非典型性症状（例如，眩晕，意识丧失，膀胱或肠道失控，口齿不清或失忆）意味着躯体疾病或物质使用可能导致了这种惊恐发作的症状。
惊恐障碍：需要反复的、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但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诊断为惊恐障碍（即必须符合惊恐障碍的全部诊断标准）。
共病
惊恐发作与增加的各种共病的精神障碍有关，包括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双相障碍、冲动控制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惊恐发作与后期发生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双相障碍和其他障碍的可能性增加有关。
惊恐障碍的心理治疗
用药物治疗控制惊恐发作之后，常需配合心理治疗，才能消除预期焦虑和恐怖性回避。
支持性心理治疗：向患者说明疾病的性质，以减轻患者的精神负担，鼓励患者坚持治疗计划。组织同类患者参加小组治疗，互相帮助，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认知行为治疗：认知疗法是由临床心理医师或精神科医师进行的专业治疗。认知疗法短期效果同药物治疗相当，并有较低的复发率。但该治疗需专科医师进行，并较费时间，一般在行认知治疗前应先行药物治疗。
可选择以下方式进行：在发作间歇期有慢性过度换气，而在自发或诱发的惊恐发作时出现急性过度换气的患者，可导致低碳酸血症和碱中毒，从而降低脑血流量，引起头晕、意识模糊和人格解体等症状。采用抗惊恐药物控制惊恐发作，或通过呼吸的行为训练，教患者调节呼吸频率不要过度换气，可使惊恐发作显著减少。
暴露疗法：让患者通过默想，暴露于惊恐发作时的躯体感受，以消除患者对各种自主神经反应的恐惧。对有恐怖性回避行为或继发广场恐怖的患者，宜采取现场暴露，使患者能逐步适应害怕的情境。
放松训练：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收缩和放松头面部、上肢、胸腹部、下肢各组肌肉，达到减轻焦虑的目的。也可让患者学会保健气功，放松全身肌肉、调节呼吸、意守丹田，消除杂念。
认知重建：对患者发病时的躯体感觉和情感体验给予合理的解释，让患者意识到这类感觉和体验是良性的，对健康不会导致严重损害。
预后
本病通常起病于少年晚期或成年早期，35～40岁再有一次发病高峰期。近年发现儿童期也可发生本病。有的病例可在数周内完全缓解，病期超过6个月者易进入慢性波动病程。没有广场恐怖伴发的患者治疗效果较好。继发广场恐怖者预后欠佳。约7%的病例有自杀未遂史。约半数以上患者合并重型抑郁发作，使本病自杀危险性增加，特别值得重视。
如果感觉到自己惊恐障碍，那该怎么做呢？
一定要小心，惊恐发作会变得非常频繁，并导致自己一个人避免去做自己认为高风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惊恐发作成为严重的恐慌症，向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如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病医生)寻求帮助是很有用的。治疗惊恐发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或不使用抗抑郁药物的治疗同时加上心理疗法(认知行为疗法)。
请相信惊恐发作很容易治疗，所以如果我们正在经历它们，并积极寻求帮助，相信我们能很快的恢复正常生活。但是未经治疗的惊恐发作会导致其他心理问题并发症，并非常影响正常的社交生活。为此，来访者可能会产生不想去上班、上学或参加社交活动，出现并会导致抑郁，更严重的，可能产生不好的念头。同时有些来访者甚至会对酒精和物质上瘾。鉴于这种变化，在出现任何这些心理并发症之前进行疗愈内心，恢复正常是非常重要的。心理问题，肯定是能治愈！关键是否能找到正确的方法！
急性焦虑(惊恐障碍）IHO医学心理治疗团队提供针对惊恐障碍的心理辅导服务：
团队以IHO医疗模式心理治疗技术专对惊恐障碍的来访者提供心理辅导服务，由资深的专家进行案列督导和专家会诊，帮助来访者走出心理困扰，走出惊恐障碍带来的痛苦。
联系方式： QQ号 70131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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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O医学模式心理治疗技术是明长老根据多年临床咨询经验总结而成，本疗法融汇诸多心理理论精髓，有机整合成系统易于掌握的新疗法，精神病理学、抑郁症心理辅导、强迫症心理辅导、惊恐障碍心理辅导等，该系统也整合荣格原型理论和当代德国顶级的四十位心坦分析师心理动力学分析评估理论，以及克莱因客体关系理论，CBT方法和最先进的亲密关系研究成果，更适用于婚恋挽回、感情修复、追求伴侣、改善关系、分离小三、失恋指导、性爱指导、提高爱情能力、改变关系模式、修复家庭关系、二次价值吸引、提高人际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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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明长老：电话（微信）：18518761860 QQ: 1617136037
明长老简介：
春雨医疗集团心理医生
知乎网蓝V认证心理医生，
松果集团资深心理专家
精神动力学OPD-2研究专员
CBT认知行为治疗师
惊恐障碍治疗师
抑郁强迫治疗师
执业15年，个案6000小时，培训学员1000余人。
知乎网心理咨询师认证主页：https://www.zhihu.com/people/chang-lao-14-73/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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